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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华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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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作品艺术阐释的未定性  

2017-03-13 10:42:13|  分类: 科研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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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作品艺术阐释的未定性

胡孝华

文学艺术世界是一个恢弘博大的世界,它包含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和审美追求,成为读者作无限品味的自由广阔的天地。古人云:“声无听一,物无文一,味无果一”(《国语·郑语》)今人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精确地阐释之于文学艺术何其难矣!对文学作品作艺术的把握,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复杂性,主题意蕴的模糊性,审美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艺术阐释的未定性。传统阐释中的那种章句训诂式的抱残守缺,狭隘单一的明白无误,只能肢解、扭曲作品的审美价值,误导读者,销蚀掉文学作品无限的丰富性、生动性及深刻性。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的未定性,正是为了使读者从评论家的视野中跳出来,在由读者积极参与的阅读过程中进入作品无限丰富的自由天地。从而深刻地把握美感效应的多样性,更好地发挥欣赏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作品的美感因素。

形成文学作品阐释的未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典型形象、主题意蕴、审美个体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⒈典型形象的复杂性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艺术发现的结晶,是作品处于最高审美层次的艺术形象,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它除了一般艺术形象的特点外,还具有高度的审美独创性和丰富多彩的个别性。关于艺术典型复杂性,歌德精粹地概括为“单一的杂多”。在中国古典典型理论中,脂砚斋最是反对“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单薄浅显。成功的典型形象,总是呈现出多侧面的立体结构,表现出“单一杂多”,人物的性格以复杂性、流动性、以至于矛盾的对立性而存在。普希金曾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创造的人物形象作比较道:“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理重,热爱子女而锐敏多智。”

《阿Q正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但对阿Q这一文学典型的争议,也是文学史上最为罕见的。解放后,数十位文学家为此撰写了二百多篇分析评论,不少高等院校曾举行过阿Q典型性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有的,似乎是人类普遍的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读〈呐喊〉》)阿Q性格的特殊并不在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人特殊的存在。(周扬《现实主义试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精华,奴隶的被压迫史,才正是阿Q主义的产生史。(冯雪峰《过来的时代》)对阿Q的“大团圆”的结局,至少在人格上不统一,似乎是两个(郑振铎《呐喊》)当前,文艺研究者认为阿Q是一个呈对立统一的圆形结构系统。他在性格上是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复合体:既朴质愚昧而又圆滑无赖,既率直任性而又正统卫道,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既争强好胜而又忍辱服从,既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既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不安于现状又安于现状,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胆小怯懦,敏捷而又健忘等等。对这样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典型人物,阐释为“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破产农民”是“一个物质上受到残酷剥削,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的农民典型”,远远不能准确地阐释出鲁迅创作这一形象的目的和态度(“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也不能帮助读者认识作家塑造艺术典型具有的高度的审美的独创性,丰富多彩的个别性以及人物的复杂性。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说的,是一个‘这个’。”他批评敏·考茨基,把人作为原则 和理想的化身,结果“个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典型的创作是如此,分析典型形象也应是这样。用凝固的、单一的、非此即彼的阐释来评判作品的典型人物,只能削弱典型艺术的感染力,势必把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凝固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模式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美的事物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王闻朝说:“反映事物的矛盾性,是一切艺术的生动性的根本。不掌握事物的矛盾性,我们艺术的生动性、真实性就成了问题。”文学典型美感效果正是这诸多因素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因素起作用。“我们应该把一个作品的力量看作是一种‘合力’,即各种因素对立统一运动所形成的力量综合。正是这种杂多因素对立统一运动,才使艺术美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面貌。”

⒉主题意蕴的模精性

艺术的本质,是人对世界掌握的一种方式和对自身的肯定。文学艺术的活动,一方面要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真理性的人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智慧和理想,以至于实现自己的品格和个性,满足于审美的需要。文学家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表现出与哲学家的不同,“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11这种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图情再现,必然表现出不确定性、多义性、甚至模糊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会“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总是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2恩格斯甚至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13文学作品不等于宣传品,不是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经典作品的主题意蕴有着超越时代的永恒与随世推移的变更出新,在巨大的历史内容中隐藏着较大的思想深度。不同时代、不同的欣赏主体对作品的理解就会发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 。作为对作品阐释的评论家,不能是仅仅帮助读者去寻找概念、抽取意义,而是要引导读者在欣赏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多维多向地理解作家的美学情趣,理解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评价,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作家在作品中所散发的思想感情。

李商隐的《锦瑟》一诗,辞彩华诞,形象鲜明。但主旨为何,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见解各异。有爱情说的:锦瑟是令孤楚家中的一个女子的名字,李商隐爱慕过她,写此诗以寄情(刘攽《中山诗话》);有悼哀说的:是悼亡妻王氏(冯浩《玉溪生诗笺注》);有咏物说的:是写锦瑟这种乐器的,中国四句写适、怨、请、和中种声调(《彦周诗话》);有“自伤”说的,抒写自己落拓失意,“美人迟暮”之感(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还有人说是伤唐室残破的,真是“一篇《锦瑟》解人难”,其实我们只要透过那华丽的词藻,富于暗示的形象,抓住“思华年”这条追忆的线索,去咀嚼诗中间四个典型情境,就可通过字面而进入诗的意境。“庄生晓梦迷蝴蝶”,是夏夜,是喜;“望帝春心托杜鹃”,是春夜,是怨;“沧海月明珠有泪”,是月夜,是悲;“蓝田日暖玉生烟”,是秋日,是欢乐,它们交织出当年一年四时的朝、暮、日、夜的喜、悲、怨、欢,表出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一种缠绵缱绻的情思。我们大可不必解得太实,说得太破。从而增强诗作的暗示性,给读者更大的想空间。

读屈原《离骚》、《哀郢》、《涉江》、《怀沙》诸篇,对屈原斗争失败后,自沉不去,今人往往归纳为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屈原被疏以后,为什么不肯远游他国,以谋有所建树?自从史迁提出这个问题后,历代学者多有论信,或谓屈原忠于君,而君臣之义,理不容去;或谓屈原曾被信任,故感受知遇之恩,情难决绝;或谓屈原乃同姓宗臣,宗臣无可去之道;或谓楚有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要有所建树,不必舍近求远。当代研究屈原的专家汤炳正教授指出:“事实上屈原之所以不肯远游他国,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那就是屈原强烈的民族感情。”14高尔泰认为 “这个说法,比简单的‘爱国主义’说要正确和深刻得多。”民族感情是人的一种自然感情,是一种感性力量,与这相反,忠君爱国是一种理性结构,楚人的民族感情特别强烈,所以楚人的英雄主义也特别强烈。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屈原对楚怀王的难舍难分又对他的尖锐批判这一矛盾,也就是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情与理性的矛盾。15

由此可见,对作品思想意蕴的感知是多么困难,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永远不可能一次感知,而是需要不断地发掘和开采的,在这里,我们适用的原则,只能是“不确定的确定”。

通常,寻找文学作品意义看起来是十分自然的。但如果解释作品主题只是为了帮助读者揭穿“谜底”,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一点上,这种文学评论的考古方法(即“挖掘意义”),实际上对于作品、对于读者都是一个损失。因为如果能够把作为作品精髓的意义从作品中一次抽取出来,那么这个作品的意义就将显得平淡无奇,作品的效果将显得黯然失色,这部作品也就枯竭了。优秀文学作品的意蕴,它是简单的,又是无限的,最终的体验是一种十分不同的体验。不可能一次完成 。另一方面,对作品意义的分析往往带有评论家自己的片面性、局限性。读者由于受到评论家的视野的调整,就无法进入主题的无限丰富性,从而阻碍读者的主观能动的审美体验。对读者来说,文学作品的意义或者是一种启示,或者是一种生活哲理,只有读者自己在作品中寻找,在由读者参与的阅读中,读者才能认识到作品提供给他的视野是多么广阔,作品本身的存在是多么复杂。在这里,主题意蕴不再是一种需要限定的东西,而是一种被读者体验的效果。由于作品效应与挖掘意义的不相容性,这种定性定量解释作品意义的传统注解风格就明显地失去了它的光彩。

⒊审美个体的差异性

 

在艺术阐释过程中,由于个体感受的差异性,形成了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的现象。16差异的存在一方面给艺术探索提供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可能,给欣赏者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艺术阐释的见仁见智或偏执一端,使艺术阐释显现不确定性。生活经验、学识修养、人生态度及审美情趣的不同,表现在艺术阐释中就形成欣赏的侧重点不同与欣赏效果的差异。

⑴生活经验的影响。王安石读到李贺的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认为不可思议:方黑云压城之时,焉有向日之甲光耶?杨慎却认为这是状物的佳句,讥笑“宋老头巾不知诗”,因为他曾在云南目睹过这种奇异的景象。

⑵文学功底修养不同。《祝福》,“我”与“四叔”见面后,“谈话总是不投机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对这个“剩”字,汪曾祺解释道:

假如要编一本鲁迅字典,这个“剩”字将怎么注释呢?除了注明出处,标出绍兴话的读音之外,大概只有这样写:“剩是余下的意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寂之感,仿佛被世界遗弃,孑然地存在着了。而且,连四叔何时离去的,也都未感觉,可见四叔既是不以鲁迅(原文如此)为意,鲁迅也对四叔并不挽留,确实是不投机了。四叔似乎已经走了一会了,鲁迅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剩在那里。这不是鲁迅的世界,鲁迅只有走。”

从一个“剩”字的分析中,汪曾祺体会出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语言艺术,正因为汪是一个语言大家,才有如此体味。17

⑶审美层次的高下。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吴功正从社会历史意识层面予以审美阐释:

表面看来,这是诗人写他晚年和著名歌手李龟年的会见。但在深层结构里,“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岐五宅里,崔九堂前,频频相遇,李龟年已是名重歌坛,诗人也已崭露头角在文坛。美妙动听的歌喉和诗人少年浪漫意气,都是跟烈火烹油的开元盛世相联结的。往事如烟,过眼即逝,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盛况只能留嵌在记忆中了。而时过了几十年,他们偶然邂逅,不是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却是在“江南”、“落花时节”。好景不再,透露出伤感。其间的几十年,杜甫如转蓬也似的离蜀、入鄂,辗转漂到潭州。而李龟年也流落江南。其间的飘零各地,有几多家国兴亡,身世沦落;于晚年穷途相见,又有几多感伤,诗人却不正面置一词,全部凝聚在今昔相逢如此不同空间地点、“落花”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时节之中。在诗的深层次中是安史之乱的国破愁、家世悲,如黄生《杜诗说》所言:“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18

⑷美学趣味的侧重。何立伟分析汪曾祺的小说《钓鱼先生》:

很难得说它含了什么深刻的思想或深沉的情感,满纸氤氲的,我想不过就是情调而已。譬如《钓鱼先生》里的那位人淡如菊的乡村医生王淡人,临河而居因此喜钓,一面钓且一面煮着鲜鱼吃,女儿在门口喊“爸——”便知道有人来看病了,就将炉盖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往家里走去。“不一会儿,就有一只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这样看似闲适的潇洒的一笔,美得不能再美,真好比白石老人墨色淋漓的一叶荷一只蚱蜢两个小鸡崽儿几粒蝌蚪,完全是湖藕般鲜嫩的盎然的生命情调,实在是将思想超越了。19

对于这种美的情调作津津乐道的分析主要表现阐释者对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欣赏。

⑸思想深度不同。贺兴安评论一文学评论家的文学评论说:

然而,使他的评论获得新鲜感的,让读者得到再创造的艺术感受的,是流贯评论中的两种感情意识:对历史、对民族、对艺术的忏悔意识对自我的忏悔意识。他对刘心武写的谢慧敏这个人物的三重悲哀(灵魂的扭曲,扭曲而又感到痛苦;反过来又以自己的扭曲来压抑另一个灵魂)的分析 ,对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的两层心灵痛苦(西方文化挑动了他的痛苦,西方文化的虚幻又给他以无尽的诱惑与折磨)的分析,就是例证。他自己也随作品和人物一起反思,他说他受到《班主任》的“启蒙”,“好象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慧敏式的惰性血液”。他的坦率、热情,无遮掩的自我主张,以及包括反思、批评、悔悟在内的深广的忧患意识,使得他的评论具有一种吸引人、撼动人的艺术力量。20

诸多因素的影响,显示在欣赏效果上的丰富多彩、千差万别。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古今中外有哪一部文艺批评论著为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一致赞同?世上哪有绝对公正无偏见的批评家和欣赏者?“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刘熙载《艺概》)个体的旨趣、气质、文艺主张、特定的心境不同影响到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上的不一致,影响到对作品高下优劣评判的天壤之别,文学史上的是是非非的争议何其多!角度不同,见解各异,此一角度对彼一角度讲即也是偏见。“东面而望,不见西墙”恐怕是谁也免不了的局限。

由上可见,文学作品的艺术阐释呈现出开放性、多义性和未定性,任何评论分析都有其相对的局限性。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审美价值永远不可能被什么人一次完整地感知。只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参与作品所叙述的事件,作品的审美效果才得以形成,艺术阐释者不应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去教导读者,积极引导读者去挖掘,发现文学作品的丰富宝藏。总之,更好地发掘文学作品的美感因素的无限丰富性。使读者不必凝滞于评论家的既定模型,去独立地发现文学作品的新的审美价值。这就是探究艺术阐释的未定性的意义。

①《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4页。

②《红楼梦》庚辰本第四十三回评语。

③《文学理论评丛》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

④以上材料引自《语文教学通讯》1989年第7期《阿Q形象分析综述》。

⑤《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第24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⑥《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04页。

⑦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53页。

⑨王朝闻《了然于心》。第569页。

⑩刘再复、林兴宅《王闻朝美学理论的系统透视》《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11《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2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

14汤柄正《屈原新探》第236页。

15高尔泰《屈子何由泽畔来》《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16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17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

18吴功正《审美鉴赏中对象的多度层次面》《名作欣赏》1987年第2期。

19何立伟《关于语言与情调》《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20贺兴安《从技艺走向艺术的当代评论》《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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